让农民工逐年地融合和步向城市和商场

国家发展改革委19日就2016年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任务和《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2016年将从拓宽落户通道、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等9大方面吸引农民工融入城镇,并且对人口超过10万的特大型镇将下放一些人、财、事权,进一步扩大管理权限,适应特大镇发展的需要。

昨日,在中山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岭南论坛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指出了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他表示,过去二十年中存在着明显的人口城镇化滞后,“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要发挥城市的积聚人口作用,加快各类人口进城定居和户籍福利等制度改革,“只要是进城的人都要享受同样的福利”。

扎实有序推进农民工融入城镇是2016年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这个目标能否达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19日就2016年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任务和《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2016年将从拓宽落户通道、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等9大方面吸引农民工融入城镇,并且对人口超过10万的特大型镇将下放一些人、财、事权,进一步扩大管理权限,适应特大镇发展的需要。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介绍,首先在户籍制度上创新,吸引农民工进入城镇。其中包括,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督促各个外来人口聚集地区实施更加宽松的户口迁移政策,打破各地目前只对本地农民放开落户政策的不合理现象,做到在户籍人口落户方面没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歧视;全面落实居住证制度。
除了放宽户籍制度外,国家还将实施多项激励措施,鼓励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包括,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制定具体措施。对于方农民市民化工作推进得更快、落户得更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更好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就更大;财政建设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补贴也要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
同时,为了更好保障进城农民的权益,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农村的“三权”维护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三权”是指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正在探索维护和自愿有偿退出渠道。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另外,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包括农民工子女入学、幼儿园、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制度。实施农民工职工技能提升计划,计划全年培训农民工2100万人。
徐林表示,解决农民进城就业技能的同时,建立购租并举的城镇住房体系,使能够买得起房的人买房,买不起房的农民提供公租房、廉租房,满足不同层次住房需求的条件。目前,很多城市已经采取措施,比如用政府的资金购买一部分商品房的库存用来做公租房、廉租房提供给进城农民等。

我国长期实施的区域发展政策对形成农民工市民化的空间基础影响颇大,由此也促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多种进路,包括中心城区-边缘地带、大城市-小城镇、居委会型社区-村委会型社区,以及省内-省际等。

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督促各个外来人口聚集地区实施更加宽松的户口迁移政策,打破各地目前只对本地农民放开落户政策的不合理现象,做到在户籍人口落户方面没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歧视;全面落实居住证制度。

胡存智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关键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农民,让农民工逐步地融入和进入城镇。”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般常用两个指标,一个是土地城镇化,一个是人口城镇化。胡存智介绍,从一般情况看,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上个世纪美国也呈现了这样的规律,土地城镇化的速度甚至一度出现了比人口城镇化的速度高17%-18%,韩国、日本也有同样的情况。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表示,国务院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之后,目前全国有28个省区市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今年首要任务是使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出台具体落实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民工流动迁移行为是在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发生的,并不纯然是一种趋利的选择。受生存压力的影响,农民工在进镇定居还是进城定居的抉择中,比较利益的驱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制定具体措施。对于方农民市民化工作推进得更快、落户得更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更好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就更大;财政建设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补贴也要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状况,土地的城镇化也快于人口城镇化。但过去二十年中存在着明显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之中,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比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快1.71倍。从2000年到2010年的数据来看,也呈现这一趋势,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了70%。2000年到2010年前者速度快了1.85倍。

很多人关心,即便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45%,其余的农业转移人口怎么办?根据发改委的测算,到时候仍会有2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不能得到就业或居住所在地的户口。要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这部分人的市民化主要体现在基于居住证制度的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促进农民工的合理分流,实现城市融合的完美收篇,既要平衡区域发展,加快推进小城镇、城市边缘地带以及城郊村委社区的城市化进程,扩大其吸纳农民工的容量;同时更要加强大城市、中心城区、城市居委社区的包容性,从制度层面接纳农民工,并完善配套设施,促进农民工的深度转移。

为了更好保障进城农民的权益,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农村的“三权”维护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三权”是指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正在探索维护和自愿有偿退出渠道。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土资源部的重视。从国际经验看,土地城镇化的速度稍微比人口城镇化提前,无可非议。“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能过大。将两者进行比值计算,将它叫做弹性系数,公认的弹性系数是1.12左右。如果低于这个数字,说明人口城镇化跟得太紧了,可能会出现很多的城市病。如果距离拉得太开,例如目前的情况是1.85,这就显示土地比较浪费,城市扩张得太快。”

持有居住证的人口强调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与持有户籍的人口享有的公共服务仍有一定差距,有的地方差距大一些,有的地方可能差距很小。徐林表示,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未来户籍制度或许最终可以让位于居住证制度。居住证条例出台后,重点是要督促各地出台本地居住证条例的实施办法,不能打折扣,不能设定前提条件,要与户籍制度区别开来。

农民工在抉择中会考虑到所处外部环境和本人内在素质的共同作用。国内有调查表明,农民工的流动半径、流入城市对自身身份认同有着比较复杂的影响,比如,在流动半径上,跨省流动者的自身身份认同愿望高于省内跨市流动者、市内跨县流动者,但内心认同程度却又低于后两者;在流动地域上,流动迁移者自我身份认同呈东高西低的趋势,但流入地级市的认同愿望及内心认同程度却又最高。

解决农民进城就业技能的同时,建立购租并举的城镇住房体系,使能够买得起房的人买房,买不起房的农民提供公租房、廉租房,满足不同层次住房需求的条件。目前,很多城市已经采取措施,比如用政府的资金购买一部分商品房的库存用来做公租房、廉租房提供给进城农民等。

由此看来,我国这一弹性系数高出正常值。胡存智表示,要扭转土地城镇化过快趋势,主要要做两方面工作,一个是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要加快人口城镇化的速度。第二要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过快的扩张,使土地城镇化的速度稍微下降一些。

除了增加中小城市的数量,还要提高中小城市的质量。近期出版的由发改委编写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而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中小城市在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等方面和大城市还有较大差距,对产业布局、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人才的吸引力远不如大城市。

国家政策要能对农民工的流动迁移以及城市融入产生良性影响,在城市化道路的抉择上,应始终将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放在突出地位,注重加强城镇体系的吸纳能力,给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城镇的选择上增加更多一些选择。要吸引农民工多进入小城市、小城镇,首要的是解决农民工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

具体采取的措施,国土部认为不是简单地将目前已经扩张出去的土地退出来,而是要把已经进城的人口固定下来,同时进一步发挥城市的积聚人口的作用,将人口的素质提升上来。应该推动福利制度跟户籍相对脱离,使农村进城务工的人员,逐步享受城市应有的保障和福利。最后,是解除户口上的限制条件,消除外来人员入户限制,切实增进城市定居人口,“不要将户口和户籍看得这么重,只要是进城的人都要享受同样的福利”。

此外胡存智表示,大城市飞快发展的同时,不少中小城市发展速度却非常慢。因此,大城市空间上的辐射带动作用要充分发挥,中等城市要体现支撑作用,小城镇发展要起到过渡和梯度转移作用。“必须在城镇体系发展过程中提升发展质量,城镇发展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并不需要很多人为干涉,有市场经济、人文因素的作用不断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