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是坐法的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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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新法将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法如何处理野生动物保护和利用的关系?随意放生问题如何引导规范?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如何完善?就这些热点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林业局保护司总工程师严旬。保护是前提——新法主体是“保护”,“利用”是有前提的,不是想用就随便滥用的记者:处理好野生动物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是修法的一个重点。有人说新法是利用法,全篇有很多处“利用”的字样,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严旬:新法全篇58条,总共有19处“利用”字样,但是细读起来是这样的,总则中1条,编制和制定规划中2条,禁止条款中9条,真正提出利用的只有7条。本法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利用法”。这部保护法的主体是保护,“利用”是例外,是有前提的,不是想用就随便滥用的。新法进一步强调了“保护”是立法的总基调,文中很多处明确写上“保护”字样,不管是从事科学研究、人工繁育活动,还是培育公民保护意识和公益事业,都以保护作为主要前提,甚至在依法行政的主管部门前面也加上了“保护”两个字。新法制定了更多法律条款来鼓励和规定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和义务,支持和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公益事业,促进人类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记者:新法的一大亮点是强调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新法规定了哪些保护措施?严旬:从广义上说,野生动物栖息地是指野生动物生存、繁衍的特定区域,是野生动物生存、繁衍活动所必需的空间场所。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是保护野生动物、维护其种群生存繁衍最基本的要求。原有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野生动物个体和种群关注得较多,新法专门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明确纳入保护范围,并设定多项条款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状况进行调查、监测和评估,禁止或限制在自然保护区域、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或迁徙洄游通道建设项目。同时新提出对原产我国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遗传资源进行重点保护,建立国家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基因库。记者:新法规定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为什么要分类分级保护?严旬: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野生动物物种或区域种群的丧失,特别是自然生态系统中关键物种的灭绝,不仅将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影响生态功能的发挥,还可能产生连锁效应,导致灾难性影响。新法第十条规定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是经充分的科学调查后,根据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受威胁程度以及栖息地状况,制定出的科学的保护策略。随意放生者担责——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危害生态系统的,要承担民事责任记者:近年来,一些地方存在将购买、人工繁殖的野生动物随意放生到野外的现象,危害生态系统,也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如何规范这类行为?严旬:民间放生活动反映出公众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愿望,但这类活动大多没有按法定程序进行科学论证,出现很多乱象:未经批准,随意放生野生动物;放生非原产我国的外来物种;将未经检疫或是伤病的野生动物放生野外。前段时间,北京怀柔北部山区有人私下放生了380只蓝狐和貉子,就属于这类情况。看似在放生野生动物,在做善事,但实际上是在伤害野生动物个体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新法对随意放生野生动物出台了明确的处罚责任。第三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五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将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放归野外环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捕回,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捕回的,由有关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代为捕回或者采取降低影响的措施,所需费用由被责令限期捕回者承担。”杜绝随意放生,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慎做放生;二是监管到位;三是惩戒得当。记者:怎样做到科学放生?严旬:野生动物的放归或是放生,不管是科学研究需要,还是民间公益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对于科学研究和拯救濒危物种的放归活动,新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于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放归野外环境工作。比如将人工圈养的大熊猫、朱鹮放归到野外,这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放归活动。民间开展野外放生,首先应研究制定科学的放生方案,其次要考虑气候、环境,选择适合的地点,第三要判定被放生野生动物的健康状况。应在主管部门指定的专业救护机构指导下开展放生活动。致害补偿有说法——野生动物致害由当地政府补偿,中央财政开展试点性补助记者:在一些自然保护区,大象、野猪等野生动物吃老百姓庄稼、甚至伤人的事件经常发生,如何完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严旬:这个问题涉及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问题。新法第十九条规定,因保护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采取预防、控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措施以及实行补偿,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补助。目前实际工作中,野生动物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多为老少边穷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较为困难,一直存在补偿不到位或没有补偿的情况,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保护积极性。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考虑到有关省区,特别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特殊情况,专项列支在吉林、陕西、西藏、云南四省区野生动物重点分布区域,对因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导致的人畜伤害和作物损失等补偿工作予以试点性补助,此后在甘肃、青海也进行过补助,维护了当地群众的合法权益,提高了当地群众支持保护工作的积极性。例如,云南省从2009年探索建立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新机制,自2012年以来,逐步通过推广政策性保险制度扩大补偿资金。2014年,云南省安排的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经费已达4500万元,基本形成“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为辅”的补偿模式。记者:当前,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和非法贸易比较猖獗,如何加强打击走私和非法贸易?严旬:新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及相关执法活动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建立防范打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走私和非法贸易部门协调机制,开展防范、打击走私和非法贸易行动。”首次把防范、打击野生动物走私和非法贸易行动写入法律,为中国政府从国家层面组织开展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间野生动物保护交流与合作,与多个国家签署了有关野生动物保护合作的国家间协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民间团体、志愿者等组织发起和参与了各种保护野生动物、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活动,既提高了社会公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作为首都北京的“九河下梢”和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天津正在通过不断加强立法保护湿地。《天津市湿地保护条例》目前已进入地方人大审议程序,有望通过后对天津市2956平方公里的湿地提供法律保护。2014年3月,《天津市生态用地保护红线划定方案》正式实施,以法律手段将2980平方公里的市域国土面积划定为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占市域国土总面积的25%,其中划入的湿地面积约为633平方公里。湿地是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是重要的生态系统,享有“地球之肾”的美誉,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对净化空气有着显著的效果。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过度开放等问题,天津的湿地遭到了一些破坏。据全国人大代表、原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介绍,以,地处天津市区上风向西南部的梅江地区为例,那里原本是一大片湿地,对扬尘有着很好的吸收净化作用,但由于自然原因及不当开发,导致其近15年来面积约萎缩了一半,加重了城市的扬尘污染。《天津市湿地保护条例》则进一步明确了对破坏湿地行为的处罚,根据草案,挖砂、取土、开垦、烧荒,填埋、排干湿地,取用或者截断湿地水源,在湿地内倾倒垃圾,排放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引进外来物种,或者破坏湿地保护监测设施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将面临最高50万元的罚款。目前,天津有七里海、北大港、大黄堡、团泊4个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总面积880平方公里,面对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严格的“法律红线”将给这些美丽的“地球之肾”扎上保护的篱笆。

从今年11月1日起,砍伐海南省内的古树名木,将面临最高40万元的罚款。这是海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的《海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中的内容。《规定》对古树的定义是,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为稀有、珍贵树木或者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研价值和重大纪念意义的树木。名木的范围由海南省林业主管部门、省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共同提出方案,报海南省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城镇规划区内树龄在80年以上不满100年的树木,市、县、自治县政府应当作为古树后续资源加以保护。依照《规定》,名木和树龄在300年以上的古树由海南省政府公布,实行一级保护。树龄在100年以上不满300年的古树,由市、县、自治县政府公布,实行二级保护。《规定》还列举了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包括砍伐、擅自移植、剥损树皮、动土伤根;在树冠垂直投影向外5米范围内修建建筑物、铺设管线、架设电线等。对罚金的规定也非常详细,比如,砍伐名木或者一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20万元以上40万元以下的罚款;砍伐二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剥损树皮、动土伤根损害二级古树的,每株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古树死亡的,每株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刻画钉钉、缠绕绳索铁丝、攀树折枝,使用树干作支撑物或者悬挂物体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记者李轩甫/通讯员洪媛媛)

中国绿色时报6月16日报道在6月12日举行的衡水湖湿地保护与发展战略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负责人表示,我国湿地保护和管理方面当前亟待抓紧制定湿地保护法律法规,同时尽快建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这位负责人说,没有专门的湿地法规,缺乏鼓励湿地保护和限制无序开发的条款,是导致我国湿地面积减少和功能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湿地没有被当做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土地予以对待,部分地方在征占用耕地和林地的“占补平衡”中,将湿地作为牺牲对象,加速了湿地的破坏速度。必须下大力气扎实推进湿地立法工作,用法规形式抢救性保护珍贵的湿地资源。目前,我国8个省的地方湿地立法对制约湿地开发和鼓励合理利用行为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值得国家层面和其他省借鉴。这位负责人说,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就是要承认湿地具有重要生态功能,要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一样对湿地的生态效益给予补偿。对于生活在湿地区域或其周边的人,限制和规范其生产生活方式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必然会使其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要通过政策支持给予一定补偿。这将对湿地保护产生重要影响,也将极大缓解湿地保护管理工作投入的问题。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要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尽快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2009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尽快启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这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调研。

“36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全票通过!”“我至今仍记得当时那个庄严肃穆的下午。”时隔近8个月,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农工委主任王小军回忆起《关于加强东寨港红树林湿地保护管理的决定》出台的过程,依然历历在目。那是3月28日下午4时许,海口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正在表决《关于加强东寨港红树林湿地保护管理的决定》,会场气氛格外凝重、安静。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宏芬宣布全票通过的洪亮话音甫落,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迅即感染了王小军。“那一刻,觉得自己为出台《决定》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值得了!”王小军说,“我觉得自己见证了一段重要的历史进程。”东寨港自然保护区生长着全国成片面积最大、种类最齐全、保存最完整的红树林,被誉为“海口之肾”。1970年代开始,因围海造田和发展种植养殖业,这片红树林遭到一定程度破坏。历届省、市两级党委、政府都高度重视东寨港红树林的保护工作,但保护东寨港红树林任重而道远,红树林退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今年3月17日,省委书记罗保铭在传达全国两会精神的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指出:“要下决心退养还林还海,恢复中国最大面积的红树林,打造惠及海南人民和子孙后代的万亩红树林湿地公园。”罗保铭要求,海口市要加快通过人大立法,明确红树林湿地及湿地公园的四至和保护规划,严格确定不允许开发的保护红线,公布于众,接受监督;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利益染指这片红树林宝地,要把它保护好、建设好、利用好,造福后人。海口市迅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海口市委要求人大抓紧从法律层面大力推进海口市红树林保护工作。王小军回忆说,当时市人大常委会责成法工委和农村工委、城建与环资工委负责具体工作。为做好这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多次召集人大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认真研究部署《决定》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并提了许多具体的起草、修改意见建议,在人大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短时间内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决定》草案,并经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同意后,立即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全票通过,不容易!”王小军认为,这体现了大家对保护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的共同想法,更凸显了《决定》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凝聚起来的民意支持。根据《决定》,海口将用3-5年对12万亩全国最大的红树林湿地实施恢复和保护。“打造和保护红树林湿地,不仅保护了东寨港的红树林,保护了‘海口之肾’,也维护了周边地区的生态平衡,对全省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王小军认为。